当增量资本产出率攀升至9.44，意味着每增加1元GDP需要近10元资本投入时，一场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的深刻变革，正在重构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密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战略思想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与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被反复强调。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投资于人”已超越传统的民生范畴，成为重构增长动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核心战略。

这一转变背后是严峻的现实：2008年至2023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从2.84攀升至9.44，传统“投资于物”的边际回报显著递减。与此同时，高技能人才求人倍率长期高于2，凸显了人力资本的结构性短缺。从经济金融视角审视，“投资于人”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构建与物质资本协同增效的新机制，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持久动能。

01 理念跃迁：从“物的积累”到“人的发展”

“投资于人”并非对“投资于物”的简单替代，而是一次发展理念的深刻校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于春海指出，这体现了 “见物更见人” 的新发展导向，是对过去投资模式乃至整个发展模式的系统性优化。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分析，经济体在发展初期需要通过“投资于物”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和基础设施建设。而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投资于人”则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两者辩证统一，共同构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数据揭示了转型的紧迫性。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二十国集团（G20）平均水平低约18个百分点，而投资率显著偏高，形成了“高投资、低消费”的失衡格局。消费率持续走低使内需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投资于人”正成为破解这一困局的战略支点。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胡继亮认为，“投资于人”通过增强消费能力与意愿，推动需求从“量的满足”向“质的追求”升级，进而牵引“投资于物”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

02 核心价值：消费的压舱石与创新的发动机

在经济运行中，消费是“压舱石”，创新是“发动机”。“投资于人”同时作用于这两大引擎，成为连接当前需求与长远动力的桥梁。

从消费端看，“投资于人”直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从而释放消费潜力。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消费率与国际平均水平存在显著差距，这一差距在2010年最大时达到24.2个百分点。通过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投入，可以有效缓解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消费升级。

从创新端看，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根本驱动力在于高素质人才。富安达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郑良海指出：“科技创新的根本在于人，推动科技和工业革命离不开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培育新质生产力，本质上需要‘投资于人’。”

在金融领域，创新驱动与“投资于人”的协同效应尤为显著。从人工智能到金融科技，供给短缺的背后实质是人力资本的结构性缺口。通过系统性强化教育投入、优化技能结构，“投资于人”为颠覆性创新提供“第一资源”，构建起“人才培育—产业升级—金融赋能”的价值闭环。

03 实施路径：三大层面与七大民生脉络

“投资于人”的实践围绕三大层面展开：直接改善民生福利的消费领域；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以及作为民生改善基础的高质量发展本身。

章俊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投资于人”紧扣的七大民生脉络：“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2025年，相关政策已构建多维度协同发力格局。

在生育领域，政策从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前瞻性地布局降低生育医疗负担、加码家庭援助，从经济支持与服务保障双向减轻生育顾虑。托育与教育形成衔接闭环，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同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构建从学前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阶梯。

城市化被视作“投资于人”的主要载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城市化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重要结合点。初步测算，我国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可新增2000多亿元消费需求，带动的住房、市政设施、教育、卫生等投资需求超过1万亿元。

04 现实挑战：资金缺口与制度壁垒

尽管“投资于人”已成为政策共识，其实施仍面临多重严峻挑战。最直接的制约来自巨大的资金需求。迟福林测算，全面“投资于人”、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80万亿至10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然而，相关领域回报周期长，部分金融机构存在短期利益导向，投入积极性不足。

国际经验中的教训也值得警惕。章俊提醒要避免“福利主义”陷阱，即高税收高福利脱离生产效率，最终导致经济下滑和社会不稳。如何在改善民生与保持经济增长活力间取得平衡，是政策制定者必须深思的课题。

结构性改革是更深层次的挑战。“投资于人”不仅需要资金投入，更需要破除制约人力资源流动的制度壁垒。深化户籍、社保、职称等制度改革，完善知识产权激励、股权分红等机制，才能使人力资本价值在分配体系中充分显现。

新就业形态的崛起带来了新的课题。人社部2026年1月数据显示，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面对生产组织平台化、用工模式灵活化的趋势，“投资于人”需要合理界定平台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

05 系统思维：构建物与人协同的现代化投资体系

应对挑战需要坚持系统思维，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于春海强调，“投资于人”不是摒弃“投资于物”，而是追求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物的投入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投资于人”为“投资于物”锚定新的目标和方向。

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孙存良提出，应构建以动态适配性、技术赋能性、产业协同性为特征的现代化投资体系。这包括：基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调整投资重点，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投入；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工具，构建人才需求预测模型，实现资源配置的精准识别与智能匹配；建立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推动科研方向、技术需求与人才培养目标对接。

在政策层面，应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将人力资本积累纳入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在金融层面，应引导金融机构树立长期主义理念，通过政策激励与市场约束，推动金融资源持续流向“投资于人”领域。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跃迁，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投资于人”战略的深入实施，将推动我国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为经济行稳致远提供最持久的动力。

这场深刻的变革要求全社会从“重物轻人”的传统思维中解放出来，真正将人的发展置于现代化的中心位置。只有当物的积累最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才拥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在“十五五”的新征程上，“投资于人”不仅是一项经济战略，更是通往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