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迈向纵深、全面提速，中国金融业的双向开放格局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演变。

“过去五年，中国金融开放最具标志性的进展是完成了从‘管道式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跨越。”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告诉《金融时报》记者。

在此过程中，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也正从扩大市场准入迈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全面对接的“制度型开放”新阶段。近年来，金融机构引进与“出海”双向稳步推进，一方面，随着中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程度持续深化，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外资银行持续推进战略转型，在华发展迎来新局面；另一方面，中资银行积极“出海”，正持续夯实全球化服务根基，进入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新阶段。

从规模扩张转向精准深耕 外资银行加码布局中国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外资银行已成为中国银行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境内共有42家外资法人银行，股东分布在14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仍有越来越多外资银行机构选择加码中国。2025年8月，富邦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获批在深圳筹建分行；10月，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深圳分行营业执照正式获批落地。

除此之外，2025年，多家外资银行调整在华零售布局，压缩传统网点，加码在核心城市设立新一代财富管理支行或私人理财中心，重点服务高净值客群。跨境金融、绿色金融等业务也成为外资银行的布局重点。

“外资银行在华布局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过去的规模扩张逐步转向精准深耕。”曾刚表示。在财富管理方面，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财富管理市场，年均增速保持在8%以上，居民的理财需求也悄然升级，而外资银行全球化的资源网络、成熟的风险管理体系、多元化的产品线以及国际化的专业视野，使其在这一赛道具备天然竞争力。

外资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深耕中国市场，受益于中国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政策举措和市场需求，也为我国银行业引入了国际成熟经验。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这些政策举措为外资机构创造了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当然，外资机构的价值远不止于市场份额本身，更在于其发挥的示范与带动效应。曾刚认为，一方面，外资银行在ESG投融资、衍生品定价、跨境资产配置等专业领域引入了国际成熟经验与标准，加速国内财富管理市场的规范化进程；另一方面，外资机构也面临切实挑战，包括监管合规复杂度上升、本土客户渠道获取成本偏高、数字化基础相对薄弱等。展望下阶段，如何实现本土化运营与全球化能力的双轮驱动，成为外资机构在华发展的关键课题。

注重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 中资银行“出海”进入新阶段

在外资机构“跑步入场”享受中国对外开放红利的同时，沿着“一带一路”与中资企业全球化的步伐，中资银行“出海”也进入了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新阶段。

安永日前发布的《中国金融改革开放2025年度报告》显示，近年来，中资银行通过设立清算行、拓展子行网络及升级服务体系，持续夯实全球化服务根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已基本形成覆盖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与“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海外服务网络，区域分布更加多元，与中资企业对外投资和产业链外溢方向的匹配度持续提升。

中资银行的国际化进程，正经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早期以“跟随企业出海、配套基础服务”为主要逻辑的“出海”模式，如今正向更深层次的属地化经营和综合化服务升级。“推动这一进程的动力来自多个层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需求不断扩大，为中资银行提供了差异化的竞争切入点。这些因素的叠加，决定了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前景具有较高的确定性和可观的增量空间。”曾刚表示。

在服务企业方面，中资银行的角色也早已超越简单的融资提供者，正成为助力中国产业升级与“生态出海”的战略伙伴。例如，在服务国家种业振兴战略时，针对中信集团牵头收购巴西优质玉米种子资产所面临的时间紧、融资成本高与汇率波动风险，中国农业银行提供了贯穿项目全周期的创新金融支持，不仅省下高额融资成本，更是做到多个“首笔”“首创”，是中国金融助力种业“走出去”“站得稳”的典范。

不过，中资银行如何从“服务中国客户的海外银行”向真正扎根当地的“综合金融服务商”转型，仍是未来一段时间需要突破的关卡。在曾刚看来，三项能力建设至关重要，一是构建全球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通境内外客户管理、资金调拨、产品平台，实现跨境服务的无缝衔接。二是深度融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布局离岸人民币市场，围绕大宗商品计价、数字货币跨境结算等场景实现业务突破。三是大力提升境外合规风险管理能力，将反洗钱、数据跨境、地缘政治风险评估真正纳入集团战略层面统筹，从“业务驱动合规”转向“合规与业务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