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2026全球经济五大结构性转向与中国角色

在效率与安全的再平衡中,全球产业链正从单一中心转向分布式网络,中国从产能输出者转型为技术策源地与规则重塑者。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年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五大全球性挑战,其中包括在竞争加剧的世界中开展合作、释放新的增长动力等议题。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6%,描绘了一个温和增长但挑战重重的全球经济图景。
对此,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博士指出,在全球宏观格局加速演进之际,回归对“物”的深入观察,是穿透表层波动、把握经济结构性转向的关键路径。这五大“物”的转变——全球化之变、产业链之变、价值链之变、自然之变、科技之变——正系统性重塑全球增长范式。
01 增长引擎转换:从规模扩张到价值重构
全球经济正经历从规模驱动到价值驱动的深刻转型。程实认为,过去数十年全球化依托的规模效应与要素分工逻辑,在地缘政治博弈与技术壁垒持续抬升的背景下正面临系统性修正。全球化并未终结,而是在效率、安全与稳定之间重新权衡的结构性演进。
产业链竞争的核心正从成本控制转向综合能力较量。研发能力、制造精度、供应协同与产业组织能力的整合成为关键。全球产业分工重构背景下,价值链重心持续向研发设计、算法能力与数据要素等知识密集环节集中。
自然边界成为硬约束。能源压力、碳排放目标与资源稀缺性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限制产业决策空间,迫使经济系统在有限资源下寻求更高效率、更低消耗的增长方式。
科技变革则是最大变量。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重塑生产函数结构,算力基础设施、数据要素配置与智能化改造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抓手。
02 增长持续分化:新兴市场内部重构取代简单二元对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26年全球经济展望显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1.8%和4.2%。这种分化态势持续,但其内在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程实指出,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潜在增速下行、财政空间受限等长期约束。即便货币政策宽松,其作用更多是缓解下行压力、稳定金融条件,而非重塑增长斜率。2026年发达经济体更可能呈现低位企稳、温和修复的特征。
新兴市场的增长前景则呈现分层特征。部分经济体在完成早期高速扩张后进入结构转型与增速换挡阶段,增长更多依赖效率和质量提升而非规模扩张。与此同时,一些承接产业转移、人口结构相对年轻、政策空间较大的经济体,增长弹性可能更加突出。
这种内部重构意味着,新兴市场不再是一个同质的高增长整体,而是形成了多层次、差异化的发展格局。部分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增长瓶颈,而另一些则可能成为全球增长的新亮点。
03 人工智能的渐进贡献:从技术突破到经济效能的转化过渡
AI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正逐步显现,但其宏观效果仍处于渐进释放阶段。经合组织(OECD)基于多部门模型的研究认为,在未来十年条件成熟的情况下,AI可提高经济体年化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约0.25至0.6个百分点。
然而这一提升高度依赖技术采用率、企业组织调整和配套投资的持续推进。生成式AI在写作、客服、编程等任务上能带来5%到25%的效率提升,但这些微观效率提升要转化为宏观增速,需要企业完成流程再造、培训、系统集成与数据治理等一系列转型。
IMF的工作论文也提到,AI在未来10年带来的TFP累积增量约0.7%,折算为每年约0.07个百分点。这一测算反映了AI影响的渐进性和长期性。
程实认为,2026年可能仍处于AI从技术能力向经济效率转化的过渡阶段,短期内更多体现为资本投入和结构调整,对全球经济增速的直接拉动幅度有限。AI的增长红利高度分化,数字基础设施完善、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将获得更多收益。
04 全球供应链:从效率优先到韧性平衡的区域化重构
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深刻的结构调整。IMF对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的预测为2.6%,明显低于2025年的4.1%和2024年的3.6%。这一放缓反映了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对跨境贸易的持续影响。
程实分析指出,2026年全球贸易面临的主要风险仍来自地缘政治相关的不确定性。关税调整、出口管制以及产业政策取向的反复变化,提高了跨境经营的制度成本和预期不稳定性。
但从更长视角看,这一轮供应链调整并非单纯的效率损失,而是全球贸易体系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下的自我适应过程。通过分散布局、缩短链条和提高区域内配套能力,贸易体系在短期内以部分效率为代价,换取了更高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供应链区域化重构也为部分新兴经济体和中等制造国提供了新的参与空间。区域内贸易、友岸贸易和多元化供应来源的扩展,使全球贸易网络更加均衡。同时,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以及与技术、数据和专业服务相关的跨境活动,有望保持较快增长,对冲货物贸易放缓的影响。
05 央行政策异化:美联储的预防性宽松与欧央行的谨慎平衡
2026年,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路径可能出现明显分化。在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削弱传统指标解释力的背景下,美联储的政策取向可能整体偏向比市场当前定价更为宽松。
程实分析称,随着菲利普斯曲线趋于平坦、贝弗里奇曲线外移,失业率、职位空缺率等传统劳动力指标在周期拐点附近的前瞻性持续下降,就业数据对经济下行的反应明显滞后。这使得美联储在决策中更倾向于采取前瞻性的风险管理思路,在核心就业指标尚未明显走弱之前,便提前释放政策缓冲空间。
美联储主席换届可能进一步影响委员会内部的协调节奏。在新任主席的引导下,委员会可能更重视潜在下行风险,使政策更容易在模糊信号阶段向宽松方向倾斜。
相较于美联储,欧央行面临不同的宏观环境与政策约束。当前欧元区通胀已明显回落,2026年通胀水平大概率在2%附近甚至略低于目标,这为进一步宽松提供了政策空间。然而,欧元区经济修复基础偏弱,内需恢复节奏不均衡,财政空间与成员国债务约束限制了货币政策对增长的单向托底能力。
因此,2026年欧央行货币政策的重点在于如何在通胀已接近目标但增长仍显疲弱的环境中,把握宽松节奏与政策可信度之间的平衡。
06 中国经济的多重角色:从稳定器到规则重塑者
在2026年全球格局中,中国经济将扮演多重角色,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核心的稳定器与动力源。据国家统计局预测,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30%左右。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的引擎作用将更加突出。依托全产业链的规模优势,中国正成为平抑全球通胀波动、维护供应链稳定的压舱石。
其次,中国技术跃迁的溢出效应将重塑全球产业话语权,推动分工体系多极化。以深度求索(DeepSeek)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通过算法优化打破了算力霸权,体现中国在AI等前沿技术领域不仅拥有应用广度,更具备重塑底层规则的能力。
这种技术普惠化趋势,连同相对成熟的绿色能源和低空经济方案,正在打破长期以来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外围”分工体系。中国作为全球技术策源地的崛起,正驱动产业布局向多极化演进。
第三,中国将通过多边协作机制,以机会共享重塑全球经贸格局。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政策红利的叠加释放,中国将通过制度性开放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帮助受限于技术壁垒或贸易门槛的国家快速接入全球经贸体系。
全球经济的深层结构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从增长引擎到供应链布局,从技术范式到货币政策的底层逻辑,都在系统性重构中。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经济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从全球化的融入者到规则的重塑者,从效率的贡献者到安全与韧性的提供者。
2026年可能成为这一转型的关键节点。在全球增长放缓、分化加剧的背景下,那些能够把握结构性变化、在新旧动能转换中找准定位的经济体,将在这场变局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而言,这既是挑战,更是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历史性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