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央结算公司”）于 8 月 11 日宣布，即日起不再要求境外央行类机构提供协议签署承诺书，这一举措是落实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深化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结合政策背景与市场现状，这一调整将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一、政策背景：系统性开放的 “最后一公里”

此次政策调整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系统性工程的组成部分。与中央结算公司同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上海清算所等机构也于同日推出简化措施，形成 “三位一体” 的流程优化组合拳。例如，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取消了债券通模式及结算代理模式下的合规承诺函，上海清算所不再要求《间接结算成员协议签署声明及承诺》，中央结算公司则直接取消协议签署承诺书。这一系列动作旨在解决长期存在的 “流程繁琐” 痛点，使境外央行类机构入市投资的材料准备时间缩短约 30%，显著提升开户效率。

从历史数据看，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 2025 年 6 月末，境外机构托管余额达 4.3 万亿元，较 2017 年债券通开通前增长超过两倍。但与全球主要市场相比仍有差距 —— 美国境外投资者持债占比约 35%，日本约 15%，而中国仅为 2.3%。此次流程简化正是为了突破 “低占比” 瓶颈，通过基础设施优化打通开放的 “最后一公里”。

二、直接影响：降低门槛与提升信心的双重效应

（一）降低制度性成本，激活增量资金

协议签署承诺书的取消，直接减少了境外央行类机构的合规负担。此前，这一文件需由境外机构的法律部门与境内托管银行反复确认，平均耗时约 2-3 周。流程简化后，开户周期可压缩至 5-7 个工作日，显著提升投资决策效率。例如，中东某主权财富基金曾因流程繁琐推迟投资计划，此次调整后已启动对中国国债的配置评估。

从资金规模看，政策红利可能撬动千亿级增量。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资产占比不足 3%，若未来五年提升至 5%，将带来约 3000 亿美元（约合 2.1 万亿元人民币）的配置需求。此次流程优化将为这一进程提供关键助力。

（二）释放政策信号，稳定市场预期

境外央行类机构作为 “风向标” 投资者，其动向对市场情绪具有显著影响。2022 年美联储加息周期中，境外机构持债规模一度从 3.7 万亿元降至 2.8 万亿元，而此次政策出台恰逢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之际，释放出 “中国债市持续开放” 的明确信号。正如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专家指出，此举 “有助于对冲地缘政治风险对资本流动的冲击”。

从市场反应看，政策发布后一周内，境外机构通过债券通 “北向通” 净买入国债规模环比增长 12%，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 3 个基点至 2.65%，显示出市场对政策红利的积极响应。

三、深层意义：人民币国际化与市场结构优化的双重驱动

（一）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境外央行类机构增持中国债券，本质上是对人民币资产储备功能的认可。截至 2025 年 6 月，境外机构持有国债 2.1 万亿元，占国债总托管量的 5.9%，这一比例较 2019 年提升近 3 倍。随着流程简化，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中的权重有望从当前的 12.28% 进一步提升，巩固其全球第三大储备货币地位。

（二）优化市场投资者结构

当前境外机构持仓高度集中于利率债（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占比 98%），信用债、资产支持证券（ABS）等品种占比不足 2%。流程简化后，境外央行类机构可能逐步拓展投资范围。例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已表示，未来将加大对中国绿色债券的配置，这与中国推动 ESG 金融的战略方向高度契合。

此外，境外央行类机构的长期投资属性（平均持有期限超 5 年）有助于降低市场波动性。数据显示，2024 年境外机构持债换手率为 5 倍，显著低于境内机构的 8 倍，其稳定性对平抑市场波动具有重要意义。

四、挑战与应对：开放与风险的动态平衡

尽管政策红利显著，仍需警惕潜在挑战。首先，境外机构持仓占比提升可能加剧跨境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2024 年末，受美元指数走强影响，境外机构单月减持国债规模达 1200 亿元，凸显汇率波动的传导效应。其次，随着投资范围扩大，对托管银行的跨境结算能力、衍生品对冲工具的需求将显著增加。例如，目前银行间市场利率互换日均成交量约 500 亿元，难以满足大规模套保需求。

对此，政策层面已释放应对信号。中央结算公司表示，将同步加强 “穿透式监管”，通过实时监测资金流向防范跨境套利。同时，人民银行正推动建立 “债券通衍生品专区”，计划于 2025 年底前推出国债期货跨境交易，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完善的风险管理工具。

五、未来展望：从 “规模开放” 到 “质量开放”

此次流程简化标志着中国债券市场开放从 “制度框架搭建” 转向 “细节优化” 阶段。参考国际经验，下一步可能的政策方向包括：

扩大投资标的范围：将交易所债券、地方政府专项债纳入境外央行类机构投资范围，实现 “全市场覆盖”；

优化税收安排：研究对境外机构持有债券的利息收入实施 “递延纳税”，降低实际税负；

深化基础设施互联：推动与香港金管局的 “债券通 2.0” 合作，探索跨境 REITs、数字人民币结算等创新模式。

从长期看，随着中国国债在彭博全球综合指数中的权重升至 9.7%（全球第三），以及更多新兴市场央行加入配置行列，中国债券市场有望在 2030 年前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持有市场，其 “全球避险资产” 的定位将进一步巩固。

中央结算公司的流程简化政策，是中国债券市场从 “规模扩张” 转向 “质量提升” 的关键一步。通过降低制度性成本、优化投资者结构、强化基础设施，这一调整不仅将吸引更多境外央行类机构入市，更将推动中国债券市场从 “单向开放” 走向 “双向互动”。未来，随着政策协同效应的持续释放，中国债券市场有望成为连接全球资本与实体经济的核心枢纽，为人民币国际化与全球金融稳定注入新动能。